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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汽车租赁公司（下称“租赁公司”）将挂靠在公司名下的一辆小轿车租给他人使用，租车司机在驾驶中因操作不慎，车辆坠入河中，3名乘车人在事故中丧生。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2014年第二次修正版）相关规定，对租赁公司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租赁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均未获得支持，于是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事故发生后，由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多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并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史某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实际操作能力不足，临危处置措施不当；间接原因是租赁公司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强化对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对公司车辆（含挂靠车辆）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同时，其他单位和部门也应承担相应的间接责任。某市政府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同意该报告对事故经过、原因、性质的认定。应急管理部门根据已获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对租赁公司作出处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因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对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对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调查及事故单位的行政处罚应当适用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综合分析及判断。租赁公司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等问题，应急管理部门结合安全生产法第109条“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租赁公司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应急管理部门在作出决定前向租赁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听证会通知书，程序合法。2021年7月，法院作出行政判决，驳回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

租赁公司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市中级法院认为，市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作出了批复，上诉人对该批复未提出异议。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2条第二款“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的规定，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案涉批复，履行了相关程序leyu手机版登录入口pp下载，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2021年11月，某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调取了行政机关处罚卷宗、法院审判卷宗，对全案进行了审查。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租赁公司在租车前对史某的驾驶证、身份证等准驾资格进行了审查，双方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在合同中对租赁人安全使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发生事故后，经司法鉴定，案涉车辆未被发现存在转向、制动等故障。

“行政处罚认定的违法事实也不准确，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违法事实包含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等。但根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租赁公司非道路运输企业，且从业人员未超过100人，只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即可，无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承办检察官认为，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汽车租赁公司如何管理出租的汽车设置义务性规定，应急管理部门在处罚依据中也未列明认定该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的法律依据。

本案适用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进行行政处罚，还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应急管理部门认为，租赁公司存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等问题，但该问题仅是违反安全生产法第94条的规定，且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人史某超速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实际操作能力不足，临危处置措施不当。因此，对于租赁公司不能按照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进行行政处罚，只能按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贵州省检察院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规定的目的是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处罚，真正起到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作用。第三方原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引起的事故，生产经营单位没有责任leyu手机版登录入口pp下载，就不应当依据本条规定予以处罚。租赁公司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其被作为道路运输企业认定承担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leyu手机版登录入口pp下载，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对公司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市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理由充分。

同时leyu手机版登录入口pp下载，针对二审法院认定租赁公司未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的问题，检察官经调查后认为，案涉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作出后，相关行政机关并未及时送达该公司，也未告知其对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享有的权利及义务，该公司客观上并不能就批复提出异议。同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是对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该公司是否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提出异议，并不影响本案诉讼。

就本案来看，租赁公司仅出租汽车给驾驶人史某使用，史某具有符合要求的准驾资质。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超速驾驶，认定史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退一步讲，即便租赁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属于案涉事故的“间接原因”，应急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违法事实应为安全生产法第94条所规定的内容，也不应按照该法第109条予以处罚。此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未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义务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的，安监部门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7条对相关运输企业实施行政处罚不妥”的答复要旨，此案也不应适用安全生产法第109条对租赁公司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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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因会议议题通知不完整，导致股东会决议被撤销的典型案例。通知议案和审议议案不一致，股东告上法庭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了解到，陈某持有某集团公司21.57%的股份，李某任该公司董事长，陈某之父陈某某任该公司董事、经理。 2019年4月，公司董事长李某于案涉股东会召开前15日，在股东微信群发布了召开案涉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及讨论的议案，即《关于召开解决公司危机及实缴注册资本的特别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此次股东会如期召开，会议中实际审议了八项议案，包括《关于公司未按期缴纳认缴资本金处理的议案》《关于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免去董事及选举执行董事的议案》；并通过表决最终作出了：所有股东将未实缴部分以零元分别转让给李某和某持股平台（陈某某退出普通合伙人身份）；公司不设董事会，原董事会立刻解散，免除陈某某董事职务；选举李某担任执行董事，免除陈某某的公司总经理职务，修改公司章程等六项决议。股东陈某未参加该次股东会。后陈某以案涉股东会会议通知的议案和会议审议的议案不一致，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由，诉请法院撤销案涉股东会决议。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案涉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存在瑕疵。在案涉股东会的召集通知中，并未完整通知会议议题，属于通知事项不完整，召集程序存在瑕疵。其次，上述召集程序瑕疵不属于轻微瑕疵。案涉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的未通知议题包含转让股东出资、解散董事会、任免董事及经理、修改章程等内容，均系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亦与股东陈某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现陈某作为股东未得到讨论上述议题的通知，亦未能到会向其他股东就上述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行使表决权，导致其股东权利受到了侵害。最终，法院判决撤销案涉股东会决议。法官：应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履行会议召集程序法官表示，对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存在瑕疵时的决议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可撤销的公司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二十六条在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的同时，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的规定，新增了公司决议可撤销之诉的“裁量驳回”制度，即对于存在法律规定瑕疵的公司决议，若属于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情况，人民法院应当酌情裁定驳回撤销决议的诉请。该案中，会议议题未完整通知股东，属于召集程序的瑕疵，由于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对应参会人员进行通知的意义，除了便于股东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更在于为参会人员能够有效行使其表决权而预留合理的准备期间。因此，会议通知的内容除涉及会议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之外，还应将会议拟表决的议题内容包括在内，且对该议题内容的描述应尽可能地明确与具体，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参会股东的表决权。案涉股东会所讨论的涉及公司及股东利益的重大议题在会前未通知与之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导致其无法通过参与会议充分发表意见，实质上剥夺了股东的发言权，使其不能充分行使股东权利，对决议结果的产生具有一定实质性影响，故该案召集程序的瑕疵不属于轻微瑕疵leyu手机版登录入口pp下载，不符合适用“裁量驳回”的情形。对此，法官建议，公司在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时，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会议召集程序，尽量避免因公司决议被撤销而导致公司内、外部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新京报记者吴淋姝编辑彭冲校对刘越

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处获悉，高举系陕西前首富高乃则的儿子。工商信息显示，弘建煤矿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本1.3亿元。2010年，高乃则出资5200万元，入股弘建煤矿，成为持股40%的股东。2014年9月，高乃则在该矿持股比例减至17%，出资额为2210万元。同年12月，高乃则名下17%的股权悉数转给其子高举。

公开报道显示，高乃则曾被评为“陕西首富”，也曾被称为“陕西首善”。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高乃则以51.5亿元身家位列第198位，并成为“陕西首富”。从2008年开始，高乃则连续4年以巨额捐赠资金出现在胡润慈善榜上，分别位列第91、第85、第15、第7位。其中2011年，他的捐款总额为2.3亿元，这让他成为当年的“陕西首善”。

胡志强案起诉书显示，2008年至2011年，胡志强利用其担任榆林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榆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在煤炭资源整合审批、3052化工项目顺利进行、协调建设银行榆林分行筹集资金等方面提供帮助。2008年至2011年，胡志强先后8次在其榆林市政府办公室等地，共计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乃则给予的人民币830万元、美元24万元、价值人民币35.65万元的纪念金币一套。

秦风网在上述通报发布当天，还发布了一篇题为《高乃则被立案调查释放了什么信号？》的文章。文章称，高乃则的通报消息虽短，却释放了强烈信号：“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绝不是一句空话；纪检监察机关正在由注重调查受贿问题向受贿行贿问题并查转变，让“围猎者”付出应有代价将成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