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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由重庆市法学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和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犯罪学学会特殊人群犯罪治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重庆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协办的“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研讨会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召开。来自部分省市高校专家学者及检察机关代表、实务部门代表等120余人，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展开了深入讨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史卫忠出席会议并讲话。重庆市法学会副会长贺恒扬，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詹文渝，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胡尔贵，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阳勇出席会议并致辞。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何挺受邀做主旨演讲。

以矫治理念为核心追求，并基于公共安全保障，对罪错未成年人应坚持“宽容不纵容”的整体政策。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宽容以“不纵容”为底线，“不纵容”应以罪错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社会危害程度为补充，刑、行衔接织密分级干预体系。构建法定的罪错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分级干预体系，应完善公安机关矫治教育体系，明确适用标准，并将观护类矫治教育交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完善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明确适用对象、适用标准、适用程序并完善管理机制，以实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有效干预。

家长管教活动作为一项日常的教育行为，其边界何在以及法律该如何对家庭内部管教活动进行规制，是现代法律不得不面对的实操难题。界定家长管教边界，须全面梳理家长管教的规范现状，明晰家长管教的法律属性、家长管教权的权利规范构造、权利边界以及滥用家长管教权的归责模式与追责限度，有效建构宽严有度、长幼有序的家庭秩序。

应以人身危险性作为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重要评价因素，以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结合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大小作为对其处理的依据。同时，在刑罚圈扩大的背景下，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出罪路径，对新增积极预防类犯罪，给予未成年人实质出罪，在刑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这类罪名未成年人不构成犯罪，作为替代给予行政处罚+罚款，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教育与惩罚的良性互动。

公益诉讼以其既覆盖民事和行政领域，且兼具惩罚和预防功能的优势，成为涉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治理的新方案、新路径，但也面临受案范围界定难、责任主体认定难、配套机制不完善、部门协作不顺畅、参与综合治理不深入等问题。需要准确界定受案范围、强化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双向衔接、完善一体融合履职、突出数字赋能等手段，在持续完善机制，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协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网络平台、行业组织、学校、家庭开展对涉未成年人网络不良信息的全面、综合治理。协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安心、安全地享受网络时代的数字权利。

立足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标准尚不明确”“因果关系认定比较难”“调查核实难度比较大”“行政监管职责的边界模糊，网络监管各个部门之间的具体职责界限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侵权损害的惩戒不足”的“五重困境”出发，提出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恢复性司法“三大原则”指引下，对受损范围界定、责任归属、调查取证力度、惩罚性赔偿等提出“四点优化”建议，以期更好破解未成年人保护难题，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用网。

我国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报告机制可从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构想：在法律保障层面，需要明确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类型，进而厘清网络平台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责任边界；在参与主体方面，尝试探索“网络平台+X+警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犯罪报告模式；在犯罪报告内容方面，应当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线索扩大到侵害特殊群体犯罪线索。

综合53例儿童性侵犯罪重复受害样本，结合有关案情运用描述性统计归纳犯罪屡次发生的时空规律及相关人口特征、解析被害高危情境，并依据不同犯罪类型探讨儿童重复受害的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原因，进而提出可能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防止二次受害的常见措施是在特定地点强化巡逻力量与安保设施以增加犯罪难度、有范围地公布犯罪人信息并限制其进入特定区域以分隔活动轨迹、为被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在其基础上，采取措施搭建更加友好且高效的保护体系beat365唯一官方网站，如完善被害儿童信息登记簿、成立被害儿童对话工作小组、适用个案管理评估儿童心理状况、尝试普及互动式性安全教育以及开展被害儿童去污名化宣传等方式。

从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环境等方面，深入剖析了未成年人犯罪性别差异的成因。她认为，正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性别差异，分析未成年人不同性别犯罪特点，有利于构建更加精细科学的差别化防治体系。应将性别差别化防治理念融入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处遇程序及社会支持防治机制中，构建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未成年人犯罪性别差别化防治体系，推动少年司法及少年犯罪防治体系精细化、科学化、现实化。

分享了法治副校长为该校法治教育注入的新活力，带来的显著变化。她表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旨在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而法治副校长的引入，正是这一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法治副校长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不仅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能够将法律知识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法治教育。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深远的意义。

如何帮助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重新恢复与周遭社会的正常联系，如何帮助其恢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是办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否则便是“案结事未了”，后患无穷。检察机关利用自身已经建设得比较成熟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积极地向诉讼程序前端和后端延伸与覆盖自身的资源优势，为推进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全面恢复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一实践，在本质上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良性运作来推动整个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全面构筑，彰显了检察机关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的自觉使命。

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司法转处内含着优先性、法定性、相称性的三重转处要求。其中，相称性要求转处的实行应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福祉需求相匹配。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司法转处的内容之一，相称性的实现有赖于个别化处遇原则在制度适用中的深入介入与广泛延展。但在司法实践中beat365唯一官方网站，受制于社会调查前置程序功能不显、附带条件独立属性认知不足、监督考察方式不当等因素的影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矫治功能优势尚未得到有力彰显。为促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效能的最优化实现beat365唯一官方网站，应始终遵循个别化处遇原则，重点关注案件所涉的“人”，发挥社会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矫治依据的司法适用价值；在明确附带条件独立地位与价值属性的基础上，设定与未成年人在案反映出的矫治需求相适应的具体矫治措施；并辅之以全面、动态化的评估路径考察被监督考察对象的矫治效果以及是否实现社会化回归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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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beat365唯一官方网站，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